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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費未來6年增750億鎊 辛偉誠:軍火業「戰時狀態」模式生產

英國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星期二訪問波蘭期間宣佈 ,未來6年軍費增加750億英鎊(7314億港元),務求在2030年前國防開支相當於GDP 2.5%,並警告全歐洲處於轉捩點,來自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的威脅日益嚴重。

歐盟抬頭?

看過香港《明報》11月1日的社評<歐盟抬頭亞洲崛起 三分天下大勢所趨>,還以為是歐盟機關的宣傳稿。不妨一寫網主的看法--跟該社評截然相反的看法。

正如標題所指,該社評看好歐盟可以崛起成為一股可以抗衡美國的勢力,而在此刻談及此點則是因為歐盟剛剛舉行了峰會,而且估計《里斯本條約》將會通過,新設「歐盟總統」一職,由此可見到歐盟「開始組成政治上的統一聯盟」。

撇除一、兩句事實錯誤(例如文中說「去年金融海嘯爆發,美國自顧不暇,歐洲各國聯手推出逾萬億美元救巿計劃......」--歐盟各成員國幾時曾聯手救市?至今所有財經新聞報導的說法都是歐洲各國各自為政),網主十分質疑,究竟新設「歐盟總統」一職,是否就必然意味著政治上的統一聯盟正在形成。

有關「歐盟總統」的技術性問題稍後再談,現在先談重點。「歐盟之首」一職名字有變固然重要,但始終設立此職後對加快歐盟統合的影響有多大,始終要看該職做什麼--我沒寫錯,其實歐盟總統是做什麼,目前還不清楚,而且在初期是可以隨環境而改變。

歐盟各成員國目前主要的討論是,究竟歐盟總統是「代表型」還是「共識型」,前者是指歐盟總統可以有效在全球代表歐盟,例如突然發生國際緊急大事(如九一一、或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歐盟總統可以有熱線直接打電話給美國總統或中國國家主席;後者則是總統只是用來召開及主持峰會,並盡量在各成員國之間求同存異,找出一個最大公因數。

經過過去幾天,目前歐盟各國似乎傾向後者--亦即只是用來開會。這代表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擔任歐盟首任總統的機會差不多等於零,因為以貝理雅的國際知名度,他不會甘於只是開會及幕後游說各成員國支持一項政策。但這亦代表,歐盟目前「人多口雜」、因成員國很多而很難(很快地)就不同政策凝聚共識這情況不會得以改善。

當然,還有更多因素令網主看淡歐盟短期加快融合的速度。首先,自2004年後2次加入合共12個新成員國後,東歐國家的出現便代表,歐盟/歐共體以往法德兩國說了算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個別東歐國家的力量很弱,未必足以推動歐洲融合,但加起來時卻絕對足以阻撓加快融合的過程--可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東歐國家根本不想這麼快地加強歐盟的權力。

東歐因素還可望是個影響較小的變數--美國轉了政府,東歐是有可能由過往強烈親美變為向歐盟靠攏。反而是另一個因素影響更大:德國。

歐洲自二戰後得以一直不斷融合,其中一個主要動力是德國樂見這過程發生,因為身為發動二戰的國家,她要加強歐洲融合,才能爭取鄰國的信任,並變相讓自己重返歐洲/國際舞台,因此當歐盟加強融合時,德國願意支付大部份涉及的經費。而冷戰快結束時,正如該社評所寫,英國當時是強烈反對德國統一(實際上當時的法國總統也傾向反對),而德國為了換取歐洲各國信任,支持德意志民族統一,因此仍願意支付歐盟融合的費用。(實際上,歐盟在九十年代的誕生,以及歐元推出,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德國需要統一,因此乾脆加快推動歐洲融合)

該社評指「時移世易,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更大利益之下、在歐洲要爭取話語權的時候,歐洲多個大國放下歷史包袱」,但硬幣的另一面是,德國亦愈來愈不願意為歐盟加強統合「埋單」,這情況尤其是在現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2005年上台後尤為明顯。

至於網主看淡歐盟融合的原因,還有很多,例如歐洲民眾是否真的支持歐洲加強合作,很成疑問,畢竟《里斯本條約》只在愛爾蘭需要公投通過。

就算歐盟加強統合,也未必真的如《明報》社評般崛起成第三勢力,因為更根本的問題是,歐洲自己有什麼實力在全球有話事權(亦即:所有非洲國家統一成一個個體,你也不會認為非洲是國際上一股重要勢力吧?)。

在經濟上,雖然美國是金融危機震央,但歐洲經濟在下滑的受創程度或目前的復甦力度都不見得比美國好得多,更重要的是網主看不到歐洲經濟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潛力,有什麼經濟環節可支持歐洲經濟發展(更莫說領導全球)。

在外交/政治經濟上,正如《明報》早前譯自法新社的一篇報導指出,當G20正式取代G7/G8之時,歐洲所失的似乎比美國還要多,至少在國基會(IMF)投票權上,為了撥出更多投票份額給予中國等新興國家,被削減的主要是歐洲國家,美國所受影響其實不算很大。

當然,這可以說是將國際勢力平衡「正常化」--畢竟比利時的投票權是沒有可能比中國還要多,明顯目前國際外交權力分佈仍只是反映出二次大戰前歐洲主宰全世界的年代(網主其實都不太明白,為何戰場主要在歐洲的戰爭,可以被稱為「世界大戰」--恕網主有點「民族主義」)。但這絕對反映出,當新興國及亞洲國家要求在國際事務上有更大話事權,當大家都說經濟重心由西向東移(連匯控也要把其行政總裁遷回香港)之時,其實這個轉移是指「由大西洋兩岸移太平洋地區」,亦即美國依靠其西岸與東亞地區連接,仍可在新時代的新經濟中心有連繫,並得以繼續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而全球重心東移後,很難看得出歐洲還可以怎樣發揮很大的影響。

至於「垂範」作用(《明報》社評中所言的「歐盟的茁壯成長,在某些議題上對其他國家來說是另類選擇......歐盟顯然是不那麼霸道,獲得發展中國家的支持」),自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上台後,這作用似乎消失。毋疑,在小布殊的「牛仔外交年代」,全球的確希望找到國際議題的另一選擇、另一看法,歐盟在這方面的軟實力明顯較強。但奧巴馬上台後,歐盟在這方面的相對優勢已大為削弱。

引用《明報》中國版評論(已忘了是哪一天),指出中國由去年底起跟歐洲多國關係似乎轉差,中國政府強硬回應歐洲國家,例如是反擊法國總統會見達賴喇嘛,該評論已點出,這其實反映出,美國白宮易主後,中國憧憬是否能跟美國新政府有合作的空間,新政府不會動輒標籤中國為不友好國家,因此歐洲對中國的需要程度,中國亦不介意跟歐洲國家「攤牌」。

無錯,該社評最後指出,「東亞共同體」仍是很遙遠的事,但網主認為,如果要估計的話,「G2」(即中國和美國主導世界)或東亞加美國(或再另加印度、澳紐及APEC)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軸,似乎較中美歐/亞美歐三強鼎立的情況更有機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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